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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社转制：究竟转什么？
第二批大学社转制试点单位名单即将公布，在前浪走过，后浪推来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8月14日举办了“转制背景下大学出版社发展研讨会”，从产业和文化发展的层面，系统探讨了大学社转制的热门话题，以期推进大学社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其反思、总结和谋求发展提供参考。
来自全国多家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和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各家大学社都从自身情况出发，畅谈了各自在转制问题上的进步和收获、观察和思考、困惑和苦恼，可谓五味杂陈，显示了大学社转制的挑战和难度。
“转制”：前行还是难行
“如果没有国家退税的优惠政策，你还转不转？”如果现在把这个问题抛给各大学社社长，恐怕声音就复杂多了。此次与会的社长中就有人直言“我宁愿不转”，“转制的最大诱惑是退税”。这些意气之声实质上反映了当下大学社转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学社转制后和转制前是否有实质性的改变？大学社转制的成本和内耗如何？转制是否能得到政策承诺的实惠？转制后如何在学术品质和经济效益中博弈？……
转制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让“转与不转”成为当下大学社转制过程中的一个无奈之思。大学社转制已是板上钉钉，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3年内要基本完成103家高校出版社的转企改制，深化高校出版体制改革已是中央的要求。但因各大学社的情况不一、政策支持乏力等诸多因素，让转制大潮中的大学社困惑多于乐观。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何林夏强调，“转制是必然的，但困惑还是很多”。他提出了三个没想明白的问题：第一，大学出版社在转制后如何处理好与学校的关系？第二，大学出版社转制后如何发展？第三，如何建立企业文化？这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与会者都深有体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认为“转制如同踩地雷”，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很难靠大学社自身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大学社转制将寸步难行。
“转身”：向钱，还是向学
大学社转制后要作为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这对大学社所肩负的学术创新和传播知识功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大学社的创新能力远远高于商业出版机构，大学社也因在学术出版中的重要地位而被赋予很多文化使命，不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社会效益。所以大学社转制后应该偏向经济效益还是偏向社会效益，是大学社转制中遭遇的两难选择。
抱有出版理想的出版人一致认为大学出版社转制不应全盘商业化，大学出版社是母体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出版应成为大学教学与科研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指出，大学校园是有形的教育场所，大学出版社则可以打造成一所无形的大学。何林夏同时认为，大学社是特殊的文化企业，应该为学术、为科研做好服务。
清华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刘全友认为，经济效益不能支持出版社长远发展，“品牌效益才是支柱，必须立足于出书的品位”，与经济效益达到相辅相成才是大学出版社转制后发展的思路。
与会的专家、学者则表示，与其他出版社相比，大学社在扶植学术新秀、传播学术成果上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执行主编、资深国情专家何玉兴博士呼吁，大学出版社改革应慎行。他认为，传承学术薪火与赢利难以两全，应当考虑动用国家财政来补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当在配合学校的教学科研与打造自己的品牌之间求得平衡。大学出版社对大学的贡献不在于上缴了多少利润，而是社会美誉度上的影响力，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广西师范大学的品质和声誉。
“转姿”：轻盈，还是沉重
各大学社依托的大学不同，转制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就很不一样，差别非常大。一位与会代表表示，依托“富爸爸”的大学社会相对轻松，转制工作推进也会较顺利；而依托“穷爸爸”的大学社则感觉囊中羞涩，压力很大。这实际上关系到转制过程中出版社和依托大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位社长笑称自己有一个“穷爸爸”，所以出版社承担了额外的责任，每年向母体大学上交出版社一半的利润支持教育事业，这成为企业很重的负担，对该社的发展很不利。
依托“富爸爸”的大学社经历的转制过程则会顺利和轻松很多。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说，复旦大学不指望出版社实现创收来支持学校，也不希望出版社走纯粹的商业化道路，而更看重其为学校打造文化品牌，起到文化窗口的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熊诗平也不用担心学校对出版社的利润要求。他介绍，出版社在前几年早已经是企业化运作，这次转制的实质是“企转企”，所以他们更关注内部机制改革和政策环节。
清华大学富有管理校办产业的经验，一直积极推动出版社的转制工作，所以清华大学社的转制工作也较为顺利。刘全友称，清华大学出版社目前已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转制为出版社带来了活力和动力，转制后销售码洋连年大幅增加，出版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韩建民结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情况提出了出版社转制与母体大学的“四变四不变”原则，他希望出版社在运行机制、发展模式、产品结构定位和人文氛围上都能得到充分的改善。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林全认为，不能完全依靠母体学校，也不能完全背离母体学校的特色，完全依靠母体大学作为产业是做不大的。
不论是背着“穷爸爸”还是傍着“富爸爸”，“转姿”是轻盈还是沉重，大学出版社在转制过程中如何处理和母体学校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转速”：快好，还是慢好
是快速实行转制和市场接轨好，还是慢慢改变好，同样成为大学社转制中遇到的问题。图书的商品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出版社必须转制，但大学出版社有特殊性，有不同于商业出版机构的地方，所以转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会更多。第一批转制的大学社对急于转制的第二批大学社有话要说：不要急，慢慢来。
朱杰人认为，大环境不利和配套措施不齐全阻碍了大学出版社的转制进程，比如，报告提交一年，却得不到有关部门批复明确的基准日。
熊诗平也认为没有急于转制的必要，比如转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相关政策不配套，包括基准日至今无法确定、退税年限过短等，都会阻碍转制。“而等相关政策落实好的时候，抓住机会转制会更顺利”。
“转经”：灵，还是不灵
有代表表示，第一批转制的大学社引入了一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比如，设立董事会、社长向董事会负责等制度，但在实际效果上有流于形式之弊。“我都不知道它（董事会）用来干什么”，有大学社社长坦言。转制这本经，是不是一念就灵呢？转制后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好文章？这也是大学社转制中要思考的问题。
贺圣遂不赞成“一改就灵”的说法，“但，转是必须的”，转制可以把大学出版社改造成更完整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原则、商业原则办事。所以“现在我想通了，准备接受转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庄智象认为，因为图书是一种商品，所以作为图书生产者的大学出版社必须转制。但是转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转制的最大诱惑是退税，但是只有赚到利润之后才谈得上退税。而且，退税政策结束后该怎么办？“所以大学出版社还是要在产品、营销和管理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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